|
|
|
题名
|
作者
|
年代
|
出处
|
被引量
|
| 1 | 河长制促进流域良治: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显示文摘河长制是水治理的一项制度创新,已经嵌入于我国流域治理的结构和过程。从控制论的视角来看,河长制通过流域分级分段、地方领导包干以及上级考核问责实现了对流域的'分层控制'。但是,这种'分层控制'与'流域良治'之间还存在多重内在张力,包括流域分级分段治理与流域整体性治理之间的裂痕、流域领导包干治理与流域系统治理之间的矛盾、流域属地治理与流域府际协同治理之间的紧张以及流域科层治理与流域多元共治之间的鸿沟等。未来,在河长制的嵌入下,应该不断夯实流域治理的制度基础,包括建立完善由流域管理机构牵头的跨省河长协作制度、重视跨部门协作的程序性机制建设、在河长制中引入市场机制以及建立完善内外联动的流域治理体系等,以促进我国流域实现良治。 | 曹新富 周建国 | 2019 | 江海学刊2019，0，6： | 25 |
| 2 | 模糊性公共行政责任的清晰化运作——基于河长制、湖长制、街长制和院长制的分析显示文摘基于院长制、街长制、湖长制和河长制四类治理创新实践,从责任界定、打包、运作和强化的过程视角描述和分析了模糊性公共行政责任是如何落实的,并指出了模糊性公共行政责任清晰化运作的识别、转化和操作逻辑。研究发现,从表面上看,模糊性公共行政责任的清晰化运作无非是政府问责的一个更为精细化版本,核心是将个人问责机制有效嵌入科层结构之中,实现激励和管理的可操控性,但实质上它更是一个根据治理对象特征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权力调整和注意力分配的过程,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这些创新要素所附带的绩效主义导向、人治主义导向和变通主义导向等问题。本研究为地方政府如何将模糊性的公共行政责任转化为清晰化的治理结构提供了一个认识框架,为理解国家治理工具的选择逻辑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 | 李利文 | 2019 |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3，1： | 23 |
| 3 | “河长制”可持续发展路径分析——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的视角显示文摘'河长制'是新时期强化政府生态治理责任,转变生态治理方式,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通过结合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从政策本身、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政策环境等方面对'河长制'执行过程进行分析,发现'河长制'存在法治性与政策创新性不足、政策执行人员和执行机构面临能力困境和行动困境、机构内部性和公众参与不畅消解执行机构和人民大众的认可与支持、'河长制'缺乏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因素的支持等问题。为解决'河长制'执行过程出现的诸多问题,从优化制度设计、提升执行人员素质、拓宽公众参与渠道等角度提出优化'河长制'执行的策略,探索'河长制'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 高家军 | 2019 |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7，3： | 22 |
| 4 | 河长制何以形成:功能、深层结构与机制条件显示文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诠释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由此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显得更加重要。河长制是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流域治理制度,但现有研究对河长制何以形成这一前置性问题却缺乏深入系统研究。基于此,作者构建了以功能、深层结构与机制条件为主的制度解释框架来对该问题展开深入研究。研究表明:①在功能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流域治理体制逐渐难以适应水治理系统性的要求,产生了“九龙治水”等问题,在此背景下,河长制作为一种联结性机制应运而生,它有助于应对流域跨域治理困境。②在深层结构方面,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特征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分级管理、部门分工”,出于降低横向间合作成本和整合各方力量的需要,长期以来形成了“领导挂帅、高位协调”的问题解决机制和政治文化传统,这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河长制“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的制度设计理念。③在机制条件方面,河长制的出台是太湖蓝藻爆发这个焦点事件压力驱动的结果,党政科层结构以及干部目标管理责任制为其产生、运行分别提供了组织协调优势以及管理控制基础。总体而言,河长制既是流域治理体制应对不足的结果,也是传统体制优势与绿色发展理念汇融的结果。由于河长制诞生于危机情境之下,较为依赖地方党政领导的重视,因此,在其常规化以后,需要完善相关激励制度,以形成长效机制。 | 曹新富 周建国 | 2020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30，11： | 22 |
| 5 | 河长制何以成功--基于C县的个案观察显示文摘在当前中央大力推行河长制的背景下,各地河长制的运行状况是当前学术界和实践者关注的热门研究问题。本研究以C县河长制为例,试图探讨其河长制成功运行的动力。研究发现:政治势能、考核压力和环境治理需求为河长制推行提供了基本动力。党政干部助推、职能部门主动跟进、基层干部衔接配合将河长制成功嵌入正式科层体制,化解了制度身份问题。地方政府在对体制内资源进行整合的基础上,积极整合执法资源,并借助制度延伸将资源触角延伸至体制之外,为河长制稳定持续运行提供了强大资源保障。研究为理解河长制运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对促进河长制的成功运行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 胡春艳 周付军 周新章 | 2020 |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0，，3： | 18 |
| 6 | 制度激励与积极性治理体制建构——以河长制为例显示文摘全面推进河长制,是解决我国复杂的河流治理问题的重大制度创新,更是推进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实证案例调研,认为河长制通过契约治理机制实现权力和责任的制度化分配,依托组织结构框架,将党政体制嵌入到河长制的组织设计,通过激励问责机制,实现治理责任和治理效率的诱因倒逼。河长制的治理逻辑可以概括为通过流域公共治理权责的制度化配置,调动多层级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形成高层党政部门立治、具体职能部门施治、基层群众和社会力量参治的制度化激励。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河长制把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制度的组织优势开发出来,建构出用国家制度激励各方的积极性治理体制,这就超越了学术界一直以来存在的“压力型体制”理论惯性思维。 | 吕志奎 蒋洋 石术 | 2020 |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0，21，2： | 18 |
| 7 | 工商资本下乡促进了农地流转吗?——来自CLDS的经验证据显示文摘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推进工商资本下乡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工商资本下乡行为异质性的视角,从租赁农地和提供机耕服务两个方面梳理工商资本下乡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的可能路径,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探讨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44.46%和25.01%的调查农户所在村有工商资本下乡租赁过农地和提供过机耕服务;21.17%和72.06%的调查农户所在村有工商资本不止一次下乡租赁过农地和提供过多元化惠农服务。工商资本下乡租赁农地显著降低了农户的农地转入概率,对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影响不显著;工商资本下乡提供机耕服务显著提高了农户的农地转入概率,降低了农户的农地转出概率。户主年龄、性别、家庭实际耕地面积和村居劳动力年龄结构等因素也能够促进农地流转。随着工商资本下乡租赁农地强度的增加,将降低农户农地转入和转出概率;若工商资本下乡提供多元化惠农服务,将显著提高农户的农地转入概率,降低农户的农地转出概率。因此,需加强对农地流转的监督和管理,警惕工商资本下乡过程中大量“圈地”导致的土地“非粮化”和“非农化”现象,加快建立工商资本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 | 徐章星 张兵 尹鸿飞 王善高 | 2020 | 农业现代化研究2020，41，1： | 17 |
| 8 | 治水“最后一公里”何以难通显示文摘“最后一公里”难以打通是基层政策执行中比较常见的现象,这一现象在以河长制为核心的水环境治理中也同样存在,体现在“上热下冷”的运行态势、政策“一盘棋”与执行“一刀切”的掣肘、基层治理中难碰的“奶酪”、避责驱动下政策执行打折以及技术赋能基层政策执行的局限等方面。从“权虚责实”的分析视角看,低治理权与河长办的“三重”困境、“被动接受”的任务设定与“权力转移”的软控制、基层治理中非正式关系对科层权力的消解与制衡等,导致了基层治水中的“小马拉大车”,而层层压实的治水任务与基层重负之间的矛盾、疾风骤雨式的治水政令与组织垂直协调的困难、强问责与弱激励的机制设计等导致基层治水中的“大车压小马”。基层治水中的“权虚责实”,体现了科层“垂直化”与治理“扁平化”的动态博弈。如何化解权威体系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有待进一步探究。 | 颜海娜 曾栋 | 2020 |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 | 16 |
| 9 | 运动式治理的常规化:方式、困境与出路--以河长制为例显示文摘运动式治理与常规治理是理解中国治理逻辑的一组重要分析框架。运动式治理短时期内治理成效显著,却不可持续;压力型体制下的科层制是常规治理的载体,但面临着科层僵化、权力碎片化等诸多难题。源起于运动式治理的河长制通过“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机制建立起自身的科层系统,实现了运动式治理的常规化,但其治理效果不佳,权力碎片化、人治隐忧与形式主义、治理模式不稳定等问题仍然突出存在。运动式治理常规化面临的困境主要源于国家治理“有效性”与“政治官僚”的双重压力。欲实现较为稳定的社会治理,需要合理整合权力,激活社会力量,并在法治的框架中建构党政体制。 | 宋维志 | 2021 |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6，4： | 13 |
| 10 | 基层河长的政策执行力——一项关于政令“最后一公里”的实证分析显示文摘基层(村居级)河长作为'治水第一线'的街头官僚,肩负着治水政令'最后一公里'的落实任务,其政策执行力极大地影响着河长制的推行效果。然而,关于河长制在基层难以落地,基层河长形式/虚假巡河、零上报/选择性上报、交办任务完成不力等问题时不时见诸报道。那么,基层河长在水环境治理中的政策执行力究竟如何?又因何受阻?本文以S市为研究个案,从基层河长感知的视角,利用全员问卷调查数据(共1472个有效样本),探究基层河长的政策执行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S市基层河长的政策执行力不大理想,履职积极性受挫;(2)制度支持、权责一致与基层河长的政策执行力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工作负荷对基层河长的政策执行力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治水政令'最后一公里'不通畅的现象,也引发了对'双重角色下的角色过载'与'委托代理下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再思考。 | 颜海娜 王思宁 | 2019 |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5，6： | 12 |
| 11 | 地方政府河长制政策工具模型:选择偏好与优化路径——基于扎根理论的政策文本实证研究显示文摘通过对全国省级河长制政策文本的扎根分析,构建了地方政府河长制政策工具选择模型,进而描绘河长制的政策工具谱系。研究发现:目标导向的实质性政策工具通过对地方政府的政策注意力进行分配,成为第一序列使用偏好;过程导向的执行性政策工具实现了对河长制政策过程的清晰化运作,构成第二序列使用偏好;能力导向的赋能性与引领导向的引导性政策工具推动河流治理的可持续发展,组成第三序列使用偏好。因此,地方政府要进一步动态调整实质性政策工具,完善执行性政策工具程序化建设,丰富赋能性政策工具的内容形式,重视引导性政策工具的规范引领,从而推动河长制的长效运行。 | 任彬彬 周建国 | 2021 |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7，6： | 12 |
| 12 | 河长制背景下村域河流治理的多中心格局何以形塑——基于汉江流域S村的案例考察显示文摘作为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治水政策,河长制在广大村域河流生态治理中却效果不佳。本文从自然资源属性的视角出发,基于汉江流域S村的案例考察,借鉴IAD分析框架探索村域河流的多中心治理何以必要、何以形成、何以有效、何以持续。研究发现,村域河流开放性与封闭性兼具的特殊资源属性决定了其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和多中心治理的必要性;多主体在角色、地位、功能等方面的差异和相对优势是多中心治理发挥作用的关键;不同于西方情境下的多中心治理,在“强政府—弱社会”的现实背景下,必须在坚持政府主导地位的基础上通过赋权增能、监督激励、孵化引导等手段实现各主体权、能、责、利的统一,进而促成“交叠管辖、分散决策”的治理格局。本文拓展了中国情境下公共资源多中心治理的思路,对完善河长制运行机制、促进河长制的多元参与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 胡乃元 苏丫秋 朱玉春 | 2022 | 农业经济问题2022，43，3： | 11 |
| 13 | 基于区块链的跨域环境合作治理研究显示文摘跨域环境合作治理是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传统跨域环境治理实践呈现“权威达标型治理”的运作逻辑,在取得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的同时,难免存在“人工失灵”“不稳定性”“弱激励性”等局限困境。为此,本文建议,基于区块链“去中心性”“强信任化”“高共享化”等优势特征,新时代推进跨域环境合作治理应建立全域化环境信息系统,构建协商化合作组织平台,实施精准化联合防控行动,塑造共赢化生态发展格局。 | 李波 于水 | 2021 | 中国环境管理2021，13，4： | 10 |
| 14 | “达标锦标赛”:冲突性目标的治理机制——以生态环境治理为讨论场域显示文摘国家治理的目标往往具有多元与冲突的特征,如何协调和实现冲突性目标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践问题。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等与短期经济增长存在潜在冲突的目标,中央通过以强问责为导向、以绩效“达标”为免责标准的政绩考核,促使地方开展非经济领域治理的“达标锦标赛”。与具有强激励特征的“晋升锦标赛”不同,“达标锦标赛”要求地方必须达到治理绩效底线,具有“强压力—弱激励”特征。地方面对“达标”约束下的“晋升”机遇,需保证完成治理任务,并在此基础上追求经济增长和社会治理的卓越绩效,由此实现冲突性目标的兼顾,这也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经验之一。 | 袁方成 姜煜威 | 2023 |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8，2： | 5 |
| 15 | 跨域流域治理中的“衍生型组织”--河长制改革的组织学诠释显示文摘中国河长制改革催生了一种不同于科层组织与任务型组织的组织形态——“衍生型组织”。通过对江苏省河长制改革的追踪研究,全面剖析其生成逻辑与运行特点。衍生型组织是对跨域流域治理“碎片化”危机的组织回应,围绕着核心任务整合“条”“块”力量,搭建起应对复杂水问题的结构性框架,为破解科层组织的协同困境以及任务型组织的延续性困境提供了新的可能。脱胎于科层组织的衍生型组织并非独立运行的组织系统,与我国科层组织是一种“衍生-反向嵌入”的关系,此外,吸纳了任务型组织灵活权变的优点,适应了跨域流域治理的动态调适需求,为任务建构、力量整合、职责重构提供了新的组织渠道。作为一种补充性组织类型,衍生型组织在治理对象、持续性、独立性、权力结构、注意力分配、绩效基石上存在其特点,为新时代公共组织变革提供了新方向。 | 熊烨 | 2022 | 江苏社会科学2022，，4： | 5 |
| 16 | 纵向嵌入式治理:“河长制”引领流域生态补偿的实现机制研究显示文摘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经历了从地方探索到跨省试点,再到全国推行横向流域生态补偿的发展过程。地方政府横向合作机制、纵向权威的介入以及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有助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当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存在地方政府集体行动困境、政府纵向权威过度介入或介入不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纳入'河长制'制度体系中,发挥'河长制'纵向嵌入治理机制在整合纵向治理权威、促进地方政府横向合作以及融洽公私关系中的作用,解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良性运转与可持续发展。'河长制'可以运用政治动员、制定政策法规、建立沟通协商平台、经济激励等纵向嵌入式治理政策工具,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优化。 | 高家军 | 2021 | 地方治理研究2021，，1： | 5 |
| 17 | 基于可视化分析的河长制研究热点综述显示文摘近年来,水资源问题日益凸显,在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号召下,水环境治理成为重中之重。河长制作为水环境治理的新兴模式,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以2008-2018年CNKI收录的期刊为研究对象,利用CiteSpace软件对河长制研究进行阶段性分析和综述,廓清河长制领域的发展轨迹和演进历史,聚焦先进的治理手段和优秀的实践经验,旨在把握未来的研究路径和趋势,从而有效指导河长制实践,为河长制在全国各地的'生根发芽'提供重要借鉴。研究发现:河长制研究在发文量上呈现从稳步上升到爆炸式增长的状态,主要可分为2008-2016年、2017-2018年两个阶段。河长制研究热点以2016年为界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河长制构念研究、主要任务研究、对策研究、参与主体研究、河长制与水生态文明建设等五个领域。此外,'无人机''遥感''巡河'等信息化技术内容也是河长制的研究前沿。 | 汪群 钱慧丽 | 2019 | 资源与产业2019，21，5： | 4 |
| 18 | 二维权力架构下河长制的运行逻辑与发展走向显示文摘基于跨流域治理中二维权力作用的强弱,可以构建'弱治理型''强治理型''权威主导型'及'资源依赖型'四种流域治理模式。运用'纵向-横向'二维权力架构分析河长制的运行逻辑可以发现,河长制缘起于纵横向权力的双重弱化,是跨流域治理'权威主导型'向'强治理型'的过渡,制度创新在于纵横向权力的双向共治,制度缺陷在于对纵向行政权威的高度依赖。未来河长制的发展走向应正视现有河长制对纵向权威的过于依赖和横向协作的不足,以'资源依赖型'模式为发展目标,继续加强纵向政府间的理性联动,强化横向主体间的整体协调。 | 丰云 | 2019 | 行政与法2019，0，10： | 4 |
| 19 | 河长制推行中法律问题探讨显示文摘我国的水资源总量丰富,伴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河湖的污染日益加重,使得水资源污染、水生态系统破坏、河湖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加剧。基于此,河长制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河湖管理制度便应运而生,为解决我国当下的水生态环境问题而设计。然而,另一方面,河长制仍处于初级探索阶段,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和实施中仍然存在许多的问题,针对于当前“河长制”推行中存在的法律问题,找出当下河长制推行中的相关问题,并根据我国河长制实施的立法现状,提出河长制推行中发展完善的相关构想。 | 姚晓丽 | 2019 | 四川环境2019，38，6： | 4 |
| 20 | 河长制责任机制特点、困境及完善策略显示文摘河长制构建了省、市、县、乡党政主要领导在内的四级河长责任体系,通过这一责任体系,将文本规定的工作责任压力演化为党政权威施加的政治责任压力,实质上是责任制。推行河长制,呈现出责任主体从模糊到清晰、责任体系从分散到整体、责任内容从笼统到精细、责任落实从文本到实践、责任追究从形式到实质等特点。然而实践中河长制仍存在责任主体界定不全面、责任内容定位不清晰、权责关系匹配不对等、责任考核实施不科学等不足。要全面、客观、科学地审慎河长制的责任特点和不足,进一步树立责任意识,确立多元化的责任主体、构建整体性的责任体系、明确法制化的责任依据、制定科学化的责任考核,真正做到将责任贯穿河长工作的始终。 | 丰云 | 2019 | 中国水利2019，，16： | 3 |
您所在的机构暂未开通此部分的功能，请联系管理员